我的叔叔赵枫川赵乃琛
我的叔叔赵枫川（1915-1988),高邑县东驿头村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我国老一代的书画家。解放后，他一直从事书画界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对我国书画事业的建设组织、领导和恢复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我主要把我叔父的一些日常琐事做一粗略回忆。
大浪淘沙我叔父赵枫川自幼爱好绘画，17岁考入县乡村师范，在校学习期间就经常到大街上画速写写生，所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一次县衙官吏轿马出游，我叔父在路旁为其速写，官吏仪容形态毕见纸上。官吏看后，认为与己酷似，连连点头称奇。当时我叔父的主任老师郭延钦对他关怀备至，鼓励他报考美术学校。1934年，我叔父考入“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著名画家吴镜汀的热情指导。卢沟桥事变后，我叔父困于北平，与邱村王彦才同居一室，衣食无着。王彦才文采出众，以撰稿卖文的酬金供二人吃饭。我叔父说：“现在你以文饭我，将来我办画展将以画饭你。”两位热血青年都非常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感叹时局的艰危，决心以身许国，后辗转回到家乡。
回家后，我叔父准备投奔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无奈我爷爷奶奶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让去。我父亲也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对我叔父的行动非常支持。二人密商到村西去锄地。天近午，我父亲说：“国要报，家中老小也不能饿死。我在家赡养双亲，你就放心去吧！”我叔父哭着说：“那就拜托哥哥了！”说毕，弃锄而去。
斗争洗礼在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中，我叔父赵枫川锻炼成为了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画笔为武器，进行革命战争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主编画报，自制幻灯，进行巡回宣传演出，有时还乘着夜色到敌伪碉堡脚下散贴漫画和喊话，打击敌人气焰，鼓动伪军投诚。我叔父还经常把我家作为八路军战士到敌后活动的落脚点。
一天晚饭后，有两名八路军战士拿着我叔父的介绍信，住到我家。半夜后，两位战士对我父
亲说，他们要去执行任务，不必给他们留门了，说完就出去了。第二天就传说邻村的一个汉***被枪毙了，尸体挂在院内的树上，脚下还贴着一张告示。原来这个汉***是个两面派，以给八路军办事为幌子，搜刮民财，向百姓摊派布匹，中饱私囊，还暗地里勾结日伪，出卖抗日志士，最终被这两位八路军战士给处决了。
高邑城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我家又住进6名八路军战士，到后半夜，他们就束装出发了。到了天明，街头大哗，说高邑城解放了。原来，这6名八路军战士就是参加解放高邑城的。
我叔父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次，他因工作需要路过家乡，住在家里，背着一个小薄棉被，还生有满身風子。我婶子说：“看你们八路军，蛤蟆老鼠的，白天睡觉，黑夜窜游，生了風子也不知道痒痒，盖这么个小薄被子也不知道冷，还能成了什么大事！”我叔父风趣地说：“怎么成不了大事，我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师（風）长、团长（晚上睡觉冷，把身子团在一起）。”
我叔父还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日本投降后，八路军组织群众扒铁路（防国民党军北上）。我母亲对我叔父说：“看你们共产党，净使些笨办法，让百十号人抬一根铁条。”我叔父听后，哈哈大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动起广大的民众。没有共产党组织广大民众起来抗战，能捧走小日本儿吗？”
我叔父还非常关心家乡的土改运动，发动村里的贫雇农组成了农会，对反动地主阶级展开斗争。1947年，我叔父到涉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后来，村里的地主复辟势力气焰器张，扣押了农会主席史计言。我叔父听说后，不辞路途遥远，星夜赶回家乡，再一次发动群众，扑灭了地主复辟的气焰，使土改运动归于正途。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叔父作为一名画家和文艺战士，始终不辍画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在艰苦的环境里，仅用一支铅笔头和一些草纸，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和写生。这些写生稿有画八路军战士团结战斗生活的，表现了他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画当时战争离乱下的老百姓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刚强不屈、忠厚实在的精神面貌；还有的记录了激烈的战斗场面。有一次，我叔父他们的一支工作队和敌人发生了遭遇，战斗打响了，子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就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他拿出画笔记录下了那激烈精彩的战斗场面。这些写生稿是当时社会历史和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我叔父把这些写生稿整理成册并写了序言。1972年我到北京，我叔父把这厚厚的一本写生稿拿给我看，并给我解释哪幅是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画的。后来，听说我叙父把这些珍贵的写生稿捐赠给了山西博物馆。
赤胆忠心我叔父赵枫川对祖国、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片赤胆忠心。解放后，百业待兴，我叔父拿起画笔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抗美援朝时期，我叔父趁探家的机会在村中的墙壁上画了讽刺美国侵略者马歇尔的漫画。在党和国家恢复和组织生产建设时期，我叔父画了一系列反映农民发展生产的组画。记得其中有一幅，上面画了农民新买了一部新式步犁，正在试着用新犁耕地，上面题道：“入土稳、扶着轻，犁起地来一阵风……”表现了农民翻身后的愉快心情，为政府推广新式农具的号召作了宣传。
在党号召农民互助合作时期，他画了连环画《劳动模范李顺达》，在说明词中写道：“劳动模范李顺达，家住在山西平顺县，他领导全村组织互助组，订的计划真完善……”在合作化时期，我叔父画了国画“公社的生产队”。1957年，我叔父奉命到临城、内丘、赞皇等地整理抗战史料，途经自己曾经战斗过的石柱山区，看到已回到祖国和人民手中的山川的雄伟壮丽景象，感慨万千，当即写生，回家后整理成画，上面题道：“石柱山为余抗日时期所在地，今又重游，山峰依然嘉立，气势巍峨，回忆当年，颇为有感，以写生志之。”
1962年，我叔父回来探家，看到三年经济困难后，农村恢复起来的大好形势，即时赋诗一首：“村中无处不开荒，堤前堤后皆牛羊；遥望西山今犹在，风景依旧是故乡。”
我叔父对毛泽东主席十分敬佩，经常对我父母说：“毛主席是位举世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我叔父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历史文物，一次回家探亲，见我村西岗的取土坑里有好多陶罐和瓦片，就把它们搬回家中。我母亲见后说：“你是在外面挣钱的，不缺吃不缺用，还稀罕这些破瓦渣？”我叔父笑着说：“这都是国家的宝贝，见了宝贝怎肯不拾？”之后，他把这些文物携带回京交给了国家。
我村的广济桥是清代早期修建的，1977年我叔父回家时，不顾年事已高，掘开冻土，把广济桥碑记全部抄录下来。解放初期，我叔父在农村下乡，见一所破庙里贴着一张画，已是烟熏火燎，虫蛙鼠咬，残破不堪。我叔父一看，是清代一位著名画家所作，是一件很珍贵的历史文物，就以水湿壁，把它揭了下来，并加以修补装褚，妥为保存。我叔父还对那些盗卖国家文物的犯罪分子十分痛恨，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的蛀虫和耗子，是与汉***无异的。
我叔父经常教育子女要热爱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不能崇洋媚外，要有中华民族的傲骨和气节。1972年，西德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展览会向参观者每人赠送一只印着红黄黑齿轮的塑料提兜（红黄黑是德国国旗的颜色）。当时一些不文明的观众争着抢要，把队伍都挤乱了，有的甚至再二再三要了好几只，当时我也得到一只。回来后我把提迎给叔父看，并把要提兜的现场情况讲述了一遍。我叔父听后认为这是很不文明的现象，是种有辱国格的行为，并说：“像这种印看人家国旗颜色的东西，我不稀罕要，别说抢了！”我听后很觉面赤。
团结同志我叔父赵枫川广为交游，团结同志，尊重师长，关怀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北京画院是周恩来总理授意成立的，目的是要把北京的一些在旧社会游散的老画家团结到党的周围。我叔父充分领会周总理的用心，注意在各方面团结他们，平时除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外，还经常邀一些老画家到家中做客，和他们探讨技艺，即席书画。
我叔父接人待物非常和蔼。1955年，我叔父与吴静波回老家写生采风体验生活。一天中午，我母亲给他们摊的咸食（一种面食）。我父亲劝吴静波多吃一些。吴静波是南方人，没吃过咸食，逊谢道：“我已吃了两个饼子了，不吃了。”我叔父风趣地说：“这叫闲（咸）食，闲了的时候才吃。现在咱们工作不忙，有闲吃饭，就应该多吃一些。”说得我父亲和吴静波都哈哈大笑。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老舍先生的生活很艰苦，还要绞尽脑汁，构思作品。我叔父就特意批了张条子，照顾了老舍先生7.5公斤猪肉。老舍先生很是感激。1964年，我叔父到南京上海等地参加鲁迅先生墓地的迁葬仪式。在那里与南京画院、上海画院（当时全国只有三所画院：北京画院、南京画院和上海画院）的钱松岩、唐云等一些老画家促膝谈心，交流技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这些老画家进京办事时，经常到我叔父家中作客。还有山西文联的一些老同事，与我叔父都是莫逆之交，也经常到我叔父家中作客。吴镜汀是我叔父学画的指导老师。我叔父对其非常尊重，亲自编辑他的画集并为《吴镜汀作品选集》撰写前言。郭延钦是我叔父青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我叔父在外工作，经常念及他老人家。1977年春节回老家探亲，他还亲自登门拜访郭延钦先生，同郭老师合影留念，并亲笔书画赠送他老人家。我叔父对师长的尊重和对同志的关怀，赢得了大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吴镜汀、傅抱石、钱松岩、胡佩衡、黄胃、唐云、秦仲文于非周、汪慎生、王雪涛、惠孝同、陶一清、邓拓、郭沫若、陈丰丁、白雪石等诸多画家和学者，都对我叔父有亲笔赠书或赠画。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游戈艺海我叔父赵枫川对于学术问题非常严肃认真，登堂入室，探宏觅微，一丝不苟。他主张画家要走出画室，要到群众中去，要到社会中去，要到大自然中去，要走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要反映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在技法上，他主张师古而不泥古，要借鉴传统，但又不能被传统所束缚，要观察自然，传授感受，要不断创新求异，要推陈出新，要向前发展。
他还身体力行，一生画了无数的写生，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他的艺术创作思想在1962年他为《吴镜汀作品选集》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可略见一斑。
他说：画家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吸取丰富的传统技法”“打下稳固的基础”以“丰富艺术表现能力”。但是在表现新事物面前，如果旧有的东西不适应了，“宁可扔掉过去的技法，从头来，也在所不惜”。
在创作上，他认为，要“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走向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上去”。要深入生活，要“旅行写生，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及建设的新面貌”，受其“感动和鼓舞”，才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的美术作品。
对于写生，他认为“首先要重于观察和感受”，要“真实细致地记录山势的结构”，但“又不受它的束缚，要着重表现山岭的气势和精神面貌”，要对“自己的感受进行概括，这种概括不是一般形体的罗列，而是着重气势的全貌，是画家对客观事物精神面貌的体现。所谓先得其性，而后求其形。这就可能以少胜多，使作品具有深远的境界”。
他还认为，“写生不等于创作，由写生到创作还须经过一段融化和概括的过程”，创作“不是某地实景的写生，而是从几处山蛮特有的形象中概指了它的气势，是经过一段思考和消化过程的”。他强调：“创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实地的写生素材；二是对客观景物要有感受，有热爱，善于对山川气势的概括。作画如无实地感受和热爱，就不能抓住事物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会取舍概括。但是如果只有感受，没有素材作为依据，这种气势也容易流为一般化。既能取其形势又能写其生意，通过形而取其意，才能创作出较好的作品来。”
他总结说：“掌握了传统技法，然后要跳出来，到现实生活中去，写生揣意，体验感受。在创作时又吸取和运用传统中之精华，并发展新的手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叔父还曾先后率画院画家到大庆、黄山、庐山、桂林、阳朔、四川、山西等地体验生活，作实地写生，实践他的理论见解。
君子坦荡荡“文革”中，我叔父赵枫川也和其他一些党政干部与知识分子一样遭到磨难与迫害，被批斗抄家，一些学者、画家赠送给他的书画也被抢劫一空。一次，我叔父被秋斗游街回来时，脖子上挂着“打倒彭真的爪牙——赵枫川”字样的牌子。因为被造反派摁在汽车上，“赵枫川”等几个字被汽车的箱板遮住了。当时街上有一伙野派红卫兵，以为车上押的是彭真，立时大喊：“车上拉的彭真！打倒彭真！”随后，这伙红卫兵把车拦住，把我叔父从车上掀下来，批斗毒打一番。我叔父当场被打掉两颗门牙，真是哭笑不得。
在这样的逆境下，我叔父心地坦然，泰然处之。每日早晨起来，洗漱完毕，独自在房廊下来回镀步，并咏诵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深信，这样党不会太久，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希望的。
“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对叔父说：“我们学校正在组织讲座，批判《陌上桑》，说《陌上桑》是一株大毒草。”我叔父说：“《陌上桑》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上汉乐府中美丽的诗篇，还有《诗经》，这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怎么能说是大毒草呢？”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力挽残局“文革”后期，我叔父赵枫川恢复工作。当时美术战线是险难深重的重灾区。1971年后，我叔父积极着手组织北京市“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画展。秋冬，我叔父跑遍北京市48个局，发动组织业余作者和画家、摄影工作者积极进行创作，并指导他们作品的修改，审查评选参展作品。经过我叔父1年多的工作，“北京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于1972年3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胜利开幕。
这次展览的胜利开幕是冲破种种阻力才取得的。当时，“四人帮”还正在飞扬跋扈。北京是京畿之地，“四人帮”随时都有出来干涉、扼杀这次展览的可能。一些好心的人出于关心同志的目的，提出预展作品是否让江青审查一下。我叔父与吴德商量此事，最后决定，不能让江青审查，如果让她审查，万一她横挑鼻子竖挑眼，提出种种非难，我们的展览就别办了。这样就辜负了众多的画家和业余作者，辜负了已有好转的形势，辜负了北京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如果出了问题自己顶着就是了。这次展览开了全国美术界恢复的先河，对全国影响很大，推动了全国美术界的恢复工作。自“北京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闭幕以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美术展览如雨后春笋，相继召开。
我叔父恢复正常工作后，还积极为一些被打击的老画家和革命同志进行平反昭雪工作，使他
们重返岗位，继续为党工作，深受这些同志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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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声国际1965年，我叔父奉命主持中国美术作品到苏联的展出。当时中苏论战已完全公开，达到白热化程度，在苏展出期间，遭到苏联当局的种一刀难。我叔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协助下，与苏联当局多方交涉，圆满完成了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展出任务，给苏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回击了苏联当局对中国的诽谤。
1972年3月，罗马尼亚友人前去参观“北京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参观完毕后，罗马尼亚友人提出：“你们的展览为什么没有西方现代诸流派风格的作品？”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把西方现代诸流派视为毒蛇猛兽，看作是资产阶级腐败、反动的东西的，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回答这个问题，既要照顾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又要考虑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要顾及到国际的惯例。我叔父缜密思考，婉言回答道：“我们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今天，西方现代流派对于我们来说，还不适用。”罗马尼亚友人对回答很满意。
1973年，我叔父陪同***领导同志接见日本书法代表团。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我叔父与赵朴初先生都即席命笔，书以赠日本友人。此外，我叔父还有多幅作品参加国际展览，在国际间进行文化交流。
我叔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努力工作的一生，他的工作态度、成绩，他的品德、情操，备受同志们的赞扬。正像北京画院画师马少坡先生在向我叔父遗体告别仪式上所写的挽联那样：
少习书画竞成名家 作品琳琅传瑰宝
壮执戈矛无愧战士 晚节崔巍树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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