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骨的梁晓声关占彬
梁晓声先生著书颇丰，不仅是著名的“知青作家”。二零一九年，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文学创作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很惭愧，读先生作品不多，记忆中只读过他早期作品《京华闻见录》、《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2015年秋，托人购得一本《我们的时代与社会》，是他多年对时代与社会现状进行思考的结晶。此书再现他“直言敢谏”的独到风骨，对于时代滞浊、社会积弊、文化不足，以及人道主义担当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独到分析与指正，其思想性、锐利度前所未有。
说他有风骨，一说他做人有风骨，刚正不阿；二说他作文有风骨，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二者集于一身，体现出梁先生不同与人的人格品位和人格形象。
《京华闻见录》中讲一个小故事：当年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辑，与饰演《闪闪的红星》中扮演潘冬子一夜成名的演员祝新运比邻而居，晚上创作，屡遭祝新运大唱大闹的影响，三劝不止，一愤之下，闯入屋将祝新运摔倒几个跟头。“愤青”之行虽说过分，但效果极佳。由此梁晓声的性格可见一斑。梁先生眼中揉不进沙子，在当知青期间，因为秉持公道，为同事仗义直言，屡遭领导训斥甚至革职。及至他第一次被复旦大学录取遭拒，第二次校方不得已只好“钦点”，发《通知》曰：“不得改换名额”，而如愿。
梁先生性情温和而耿直，于人于文很有见地，作品多有真知灼见，常有“破冰之言”，因而显遭封杀。然，对于“封杀”、“禁锢”之情状，他从不忍气吞声，却斗胆直言，上书雄辩，直到取得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一书中，他许多思想观点，既秉承传统，又坚持公道，既深邃又锐利，是许多高级文化知识分子不思为不敢为的。其中不少篇章触及政治层面，、文化内核、直逼人的心灵！
他在《皇帝文化“化”了什么》一文中直言：在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正跃跃欲试准备与世界全面接轨的这一个非同一般时代中国文化中的“滚滚皇尘”之现象，很值得思考。也许说明着这样一点一一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子上，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浸泡，一再地容易生出一种很贱的芽。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极其自觉地一再地削除它，则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只配是皇权之当代阴影下的子民。如此对影视剧中“皇帝文化”现象的深刻内省与批判，无疑是一种勇敢的文化担当。
他在《论文化在政治之上》一文中，阐述自己的见解：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获得尊重。这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化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某一国家的政治。
他甚至举例为榫楔入民族文化思想的深处：“中国历史上那一场国共内战。双方都牺牲了许许多多的杰出儿女，代价是几千万农民的儿子的生命，这是后人需要反思的。可是，在今天，不但一点儿反思都没有，却津津乐道双方的狡诈谍战，并以为是“红色的"，这是多么另人谓叹啊（况且），那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前后……”此言震聋发聩，多么犀利深刻。对沉浸在今天文化蒙昧中的人们，无疑是一记敲岩之声！
他对“人文思想”的表述，几乎达到一种绝史止步的程度一一“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家就只剩下了权谋和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
梁先生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一种“潜规则”蚂蚁爬在烟灰缸被烟头烧约的一一不良规则的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目的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又怎么能够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成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糊糊的一团。我的‘牙齿`习惯于咬碎一切坚硬带壳的东西，而生活提供我的`食物`既不坚硬也不带壳，它是软的、黏的、还粘牙，容易消化却难以吸收，所以更多时候，我宁愿是哑巴。”这是梁晓声对当下流行文化的无奈的咀嚼并附之尖锐批评。从以上言论中，我们认识的是一个“忧愤”的梁晓声，一个作为“战士”的梁晓声。
梁先生是一位真正具有自己风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同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一样。这样的人文风格只有在鲁迅身上找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这样评价梁晓声：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同代人都转身而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承担。因为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梁晓声的“风骨”正是秉承仁义之道的大“风骨”。他直指人心的独立思想，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使人敬慕。
2020年11月4日
.jpg)
.jpg)
